用良知驾驭我们之所学，而不因所学蒙蔽了良知。
刑法：犯罪人的大宪章
刑法的起源
神授说
战争说
刑起于兵、兵刑同一，最初的刑罚就是对在氏族战争中的战败者、叛乱者和违反军纪者的处罚。远古时期，兵刑并未严格区分，奴隶主用甲兵征讨异族，用刑罚来统治已被征服的氏族，兵与刑的区别是“刑外”与“刑内”的关系。
社会契约理论
社会契约理论认为，国家与法的形成，起源于早期人们为了获得生存的社会保障，自愿转让本属于个人的一些自然权利而缔结的社会契约。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，缔约者同意如果自己侵犯了公众的利益，就应当接受惩罚。
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，而且，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，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。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。
——[意]贝卡利亚：《论犯罪与刑罚》
正义理论
国家处罚犯罪人，就是满足犯罪人“报复的权利”，而这样做正是对犯罪人人格的尊重。换言之，国家有义务对犯罪人施以刑罚。
“如果不这样做，……是对正义的公开违犯”。
——[德]康德：《法的形而上学原理》
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学说来为刑罚的正义理论背书：
犯罪是对法的否定，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，所以刑罚不过是否定之否定，刑罚具有自在自为的正义，加于犯罪人的刑罚不但是自在正义的，因为这种刑罚同时是他自在地存在的意志，是他的自由的定在，是它的法，所以是正义的；不仅如此，而且它是在犯人自身中立定的法，处罚他，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。如果国家不对犯罪人处以刑罚，他就得不到这种尊重。
——[德]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
刑法是道德伦理的最低要求
刑法的目的
规范违反说：为了维护一定的伦理秩序，犯罪违反了伦理规范，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。
法益侵犯说：犯罪是对法律要保护的利益的侵犯
道义论与功利论之争
道义论关注行为正义，功利论则关注结果正义。
行为正义最骄傲的表达就是即便天塌下来，正义也必须得到践行，其代表人物是康德。
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，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。
——[德]康德
至于结果正义，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英国法理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，判断行为对错的最终标准是看行为能否增进人的幸福快乐，法律的正义一定要体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。
入罪与出罪
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，而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。
在入罪层面上必须考虑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，如果一种行为没有侵犯法益，那就不构成犯罪。(司法者必须积极加以证明一种符合法条德行为侵害了一定的法益，否则行为就不构成犯罪。)
典例：伪造货币罪
伪造货币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，即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给人们提供的交易信心。所以制造作为魔术道具的假币并不构成伪造货币罪。哪怕一些假币被制造、发行，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进入流通领域，但是民众并不会因为这些假币的存在就不敢使用真币，真币的公共信用并没有受到动摇，那么就没有构成对法益的侵犯。
在出罪层面上必须考虑伦理道德的需要。一种侵犯法益的行为也不一定是犯罪，除非它是伦理道德所谴责的，对于伦理所容忍所鼓励的行为，没有必要发动刑罚权，这是对刑罚权的第二层限制。用道德来减缓法律的刚性的消极道德主义是合理的。
典例：正当防卫
某女生遭遇张三的性侵，女生拼命反抗，把张三踹到河里面，张三后溺毙而亡。
女生的行为虽然侵犯了张三的生命权，但是这种行为在伦理道德上并不值得谴责，甚至是值得鼓励的。正当防卫制度的一个重要立法价值就是鼓励民众和不法侵害做斗争。
不受约束的刑罚权，比犯罪更可怕
刑法对刑法的束缚
刑法规定了犯罪和刑罚，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，而刑法则是对刑罚的约束。
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，没有刑法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打击和镇压。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是更加灵活、有效、及时与便利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讲，刑法本身是多余和伪善的，它除了在宣传上有美化国家权力的作用外，反而束缚了国家机器面对犯罪的反应速度与灵敏度。
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。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。
刑法的二元机能
刑法的机能不是一元的，而是二元的。刑法既要实现惩罚犯罪的保护机能，也要恪守保障罪犯人权的保障机能。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，而是国家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，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。
自从有刑法存在，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时开始，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：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，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，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。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，也保护犯罪人，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，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，它不只是可罚性的缘由，也是它的界限，因此表现出悖论性：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，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，不单面对犯罪人，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，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。”
——[德]拉德布鲁赫：《法学导论》